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章，在民族复兴与大国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站在“中国之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研究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需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如何构建更高水平与更契合时代发展的人口研究作为治理基础？本文认为，明晰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定位、支撑条件、重要议题是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推进人口治理的重要前提条件，构建适应“中国之治”的人口研究综合体系是推进人口研究学科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方位
（一）“中国之治”的历史表征与时代内涵
“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70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治理体系和大国治理道路[1]。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和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赋予了“中国之治”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章与新境界。
人口研究是大国之治的一项重要基础。人口治理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人口均衡持续发展，确保人口经济社会协调运行及超前应对人口风险与问题的过程与机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挑战。人口治理是“中国之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治理内容。积极应对新时代人口新问题，妥善处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新矛盾，全面协调人口、经济、社会、技术等之间的新型关系，始终是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社会议题。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口治理面临的新挑战，转变中国人口研究传统思路，构建新时代人口治理新体系，开拓新时期人口研究新格局，推动中国人口研究新进程，既是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发展新趋势，也是“中国之治”的现实要求。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动态趋势和阶段特征
回顾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把握人口转变阶段特征，是准确定位“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历史方位的前提条件。综合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70 年左右是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产生较大压力，马寅初于此期间提出“新人口论”[2]。从1970年左右至2000年是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关键阶段。此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2000年后是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鲜明特征的人口转变完成阶段，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保持低人口增长率的态势下，新时代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根据联合国《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有关数据，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将不断减少，老年抚养比最终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人口红利”进入下行通道。从2020—2050 年，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伴随着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020 年之后，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并预计于2035 年前后迈入超老龄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达到历史顶峰，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预计突破1亿规模，长寿社会终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形态[3]。
在此期间人口负增长趋势开始显现。在保持当前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在2025—2030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且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便会持续加速[4]。与此同时，适婚人群的婚恋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结婚率将持续走低，低生育意愿逐渐常态化、稳定化。受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人口向超大城市持续集聚，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区域间人口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突出。综合来看，在“中国之治”的进程中，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口风险与治理挑战，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创新以往人口治理思路与治理理念。
（三）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与基本经验
人口研究不同于人口学研究，人口研究以多学科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为基础、以现实关怀和理论创新为导向，具有跨学科、综合性、开放性、时代性的鲜明特点。在过去40多年，面对人口转变过程中重大的人口风险问题，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理念，秉承综合治理的人口发展原则，突出与时俱进的本土化人口方案是中国人口治理与人口研究最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以往一味人口规模管控到关注人口质量提升、从“一孩”政策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优化生育政策和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都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口治理新思路和重大的人口战略转变。
结合过去及未来共计100 多年间的中国人口转变阶段特征、动态发展趋势以及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人口治理基本经验，“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基本定位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定位，转变传统人口治理思维，直面重大社会治理问题，重构新时代中国人口治理与人口研究综合体系。二是思路定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理念，着眼动态思维、加强现实关怀和体现人文理念。三是功能定位，推动理论体系构建，预判未来治理风险，提供科学智库支持。
二、“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究的条件支撑
“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究的条件支撑，也是对人口治理的重要支撑，从一个侧面昭示着新时代人口研究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基础研究夯实
“中国之治”对基础研究形成了鲜明有力的支撑条件。基础研究是人口研究学科体系的源头，应用研究水平的提升和人口治理能力的增强需要更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构建新时代人口研究体系离不开长期积累型基础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但现实是仍存在理论建构滞后、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应用性研究方向模糊不清的后果[5]。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意味人口研究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口学者需要系统加强与人口发展相关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研究议题的积累[6],全面夯实基础研究水平，以适应“中国之治”的新时代下人口研究发展需要。
（二）理论话语体系创新
“中国之治”对创新理论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中国人口研究理论发展在过去主要以学习西方为主。但中国作为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在人口治理中已经逐渐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收集了丰富人口研究数据和培养了坚实的人才队伍。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经济形态等方面独特的举国体制优势也为人口治理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他国的治理新路径。毋庸置疑，大国的人口问题根本性解决不可能完全求助于西方方案，必须提出本土化的人口治理新思路和新方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研究理论话语体系。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导向，也是大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之治”下的时代需求将会为不断创新与拓展适宜本土化的理论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支撑条件。
（三）研究数据支撑
“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需要更高质量、可开放、即时性数据的长期支持。近20多年来，社会科学数据的大量丰富对人口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支撑。除了国家的人口普查及相关政府部门开放的数据外，由高校或研究机构实施的微观调查数据逐渐丰富。其中包括侧重于老龄问题研究的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侧重于劳动力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代表的综合性调查等。但从现实来看，数据开放存在一定困难、统计调查口径差异较大，同时在人口大数据拓展、部门间信息共享及数据整合工作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在“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经济社会治理矛盾向纵深处发展，治理形势日渐趋于复杂化，面向现实的中国人口研究迫切需要更高质量与更加丰富的研究数据作为支撑。
（四）跨学科通力协作
人口学是关于人口的科学，以研究静态人口和动态人口特征为研究对象，探究出生、死亡、迁移及其人口变动过程的一门学科[7]。而人口研究则是对人口数量和其他变量关系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相互交叉渗透的科学理论方法为基础，以由人口因素引起的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健康等问题为研究取向[8]。“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将不局限于规范人口学中生育、死亡与流动等传统研究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医疗、技术等多领域不同学科实现相互融合，力争在研究取向上更具现实关怀，研究方法上具备多学科特点，研究问题上更具现实指导价值。
（五）政产学研相结合
未来30 年，我国在后小康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入了至为关键阶段，破解改革发展深层矛盾，面对转型期可能的社会重大风险问题及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艰巨性前所未有。在上述宏观背景下的智库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不可分。继续完善和推动中国特色的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加快推进政产学研相结合，这对于预判和防范社会重大风险问题、推进人口问题科学决策、高效实施人口相关政策、合理优化人口决策机制和实现科研成果落地转换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势在必行。
（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共振
“中国之治”对人口研究和人口治理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提出了现实的新要求。高效的人口研究顶层设计是人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集中体现，能够为基层人口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制度支撑。而基层的人口治理实践是顶层设计的智慧来源与政策落地实施关键。面对的人口治理形势愈严峻，也就愈加需要深入基层治理实践，把握基层治理的现实新需求。只有顶层人口研究设计充分呼应基层人口治理实践，形成“顶层”与“基层”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才能切实提高中国人口研究能力与人口治理水平。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需要着力加强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使人口研究更接地气、更贴近现实，从而推动人口研究与人口治理的顶层设计向合理高效方向发展。
三、“中国之治”与新时代人口研究重要议题
“中国之治”下的人口研究重要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人口与健康、家庭形态转变、人口与技术五个方面。
（一）经济可持续增长
协调人口经济社会关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进程的首要议题。新时代人口动态转变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首要议题是由劳动力人口减少所引发的人口红利的走向研究。在人口负增长渐行渐近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背景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不仅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学者相继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说”[9]、“人才红利说”[10]；但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对于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要素研究仍需结合新时代的国情系统开展探究。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议题是人口老龄化对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的影响研究。现有育儿成本较高和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即使在假设经济需求是可协调的前提下，社会抚养负担构成的变化也会导致少儿抚育和老年照料负担成本进一步增加。抚育成本的增加不仅给家庭造成更大压力，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养老金制度而言也存在收支失衡的风险，且由于制度设计与人口流动共同作用，养老金收支也面临着不同区域与省际之间失衡的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
优化人口活动与空间分布，增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社会融合，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高质量的健康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是“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还面临着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东部与西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空间失衡[11]。而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人才成为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新型动力。而人才在逐渐向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聚集，这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平衡。二是社会融合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中国之治”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老人、流动儿童三类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此外，社会信任机制发生转移，更广义上的社会融合问题还涉及社会整合问题。三是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在快速的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已经开始呈现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双重老化的局面，空心化态势明显[12]。面对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现实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城乡在医疗保险、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融合发展都面临着现实新挑战。
（三）人口与健康
人口健康是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直接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之治时代，该议题下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健康老龄化、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及健康不平等方面。
过去20多年来老龄健康研究进展迅速，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老龄健康政策、老龄健康理论、长期照护、社会参与、医养结合、临终关怀等方面[13][14]。学界对老龄健康内涵本身也逐渐经历了从生物性到社会性、结果性到过程性、个体性到结构性认识的转变。在“中国之治”背景下，结合健康老龄化与全生命周期等最新理论进展全力推进新时代老龄健康研究仍然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
健康不平等是社会学与人口学传统交叉研究领域。在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比如有学者通过对不同流动人口健康差异的系统探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近些年来，生命历程视角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研究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发现早年不幸经历对成年后的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15]，同时也发现了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相对于男性都处于健康劣势[16]。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体现。“中国之治”时代下仍亟需缩小不同年龄、性别、地区等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在近期的疫情应对中，中国的抗疫举措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但是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也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等方面问题[17]，其中尤其是没有全面考虑到人口要素对该体系的重要影响。当前的人口转变实质上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流行病动力学[18]，面向21 世纪的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补齐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中人口要素的研究短板。
（四）家庭形态转变
关注家庭功能与结构转变，动态转换治理思路，促进家国协调。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家庭形态转变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议题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内容。
家庭生育支持体系研究。持续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负增长趋势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学界从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二孩生育意愿、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幼儿托育服务等不同方面开展研究[19][20][21]。但相对于长久以来一直稳定于低生育率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能否发挥文化与制度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世情的家庭生育支持体系，最终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短期而言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关乎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逐渐被社会养老所替代[22]。但对于弱势老年人而言，仍面临着家庭养老能力不足和社会化养老资源可及性的双重困境。农村的研究发现目前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面临着社会化养老起步晚、养老投入欠账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问题[23]。失独家庭研究表明失独老人不仅承受丧子之痛,而且在医疗、养老、社会融入等方面也面临困境[24]。同时，随着高龄、空巢及失能老人日益增多,老年群体需求日益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着与新形势下社会及家庭养老需求不相适应的地方[25]。通过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不仅与老年人口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而且是推动老龄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内容。
（五）人口与技术
人口与技术关系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人口研究领域之一，该领域最鲜明的特点是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领域交融发展。在中国之治时代，该议题下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
技术变迁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于人口增长。后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与工业化的进程人类逐渐摆脱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英国率先在工业革命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26]。卡斯特承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认为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工业社会中的机器作为最先进生产力技术的地位，新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变革，从而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信息社会[27]。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技术力量愈加凸显，传统人口与资源关系正在被技术所改变，这亟需在新时代背景下审视技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关系。
智慧养老与信息社会公平问题。信息化和老龄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物联网、智能设备、云数据平台等技术有望在失能老人照护、居家养老、老年健康管理进行广泛应用。智慧养老的发展被认为可以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水平，并在促进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力。但同时，在信息社会的建设中，老年人由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下降，在入网能力和数字接入方面比其他群体都更低。老年人可能会因为数字鸿沟而成为信息社会的“数字难民”。这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信息获得与网络参与，而且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大数据技术与人口研究方法拓展。传统人口学方法擅长于对死亡和生育问题的研究，但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风险社会治理时，传统研究方法可能略显乏力。在近期的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运用于人口迁徙轨迹分析、潜在疫情风险定位、社会舆论心态监测等方面。在数据获取方面具有传统人口数据不具备的即时性、便捷性优点，为人口治理提供了精细与智能化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了对疫情的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这为人口研究方法拓展提供新的可能发展路径。
四、“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使命思考
着力推进人口科学发展，从人口治理理念、新型智库建设、基层实践创新、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化水平提升五个方面着手，努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五位一体”新型人口研究综合体系。
第一，创新人口治理理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人口理论研究，创新人口治理理念,充分发挥人口理论与人口治理思维前瞻指导性作用，以人口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之治”进程下对人口研究的理论体系创新有着更高的要求。一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直面重大社会治理问题，在对中国国情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和对人口发展规律深刻洞悉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本土化人口理论体系。二是密切追踪国际前沿研究成果，关注全球重大社会治理问题，充分把握国际国内人口治理动态，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基础理论建设。三是重视人口理论在人口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性作用，加大对人口理论研究的人才、资金与学术资源的投入。
第二，强化基层实践创新水平，综合提升人口治理能力。中国人口治理多样性决定了人口治理既要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顶层设计，也要具有活力的基层实践创新的支撑。强化基层实践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治理水平，首要在于运用制度优势，推进城乡基层人口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探索人口治理多元化新途径，创新人口治理新模式，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换为人口治理效能。其次在于理顺基层实践创新和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优化基层与顶层研究的互动模式。与此同时，理顺人口治理多样性和综合提升人口治理能力，需要考虑到不同行动者、多元治理结构及差异化社会主体之间关系，在不断探索、调试、实践与反思中创新顶层设计理念与明确未来行动方向，完善基层治理路径机制。
第三，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建设人口研究新型智库。以应用型基础研究为根基，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着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中国特色人口研究新型智库，以“人口之智”促进“中国之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重人口研究新型智库的发展定位，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乃至民间研究机构的多层次宽领域跨学科的新智库格局。转变传统人口研究智库的发展观念，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基准，直面现实社会问题，密切与基层实践联系，努力提升研究的理论水平、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着力完善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增强政策决策科学性，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
第四，探索人口研究新方法，拓展人口研究新领域。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高质量强时效的人口数据资源获得的前提在于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口研究调查与分析方法作为支撑。因此，提升人口研究数据质量首要任务是通过整合公安部门、医疗卫生系统与教育部门等多部门数据，适时完善人口普查方法，提升人口普查的质量与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错报、漏报等问题。其次是着力整合研究机构科研院所相关人口资源数据，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避免同时段重复调查与资源浪费，综合提高人口数据的管理效率与开发水平。最后，大数据技术在多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当前人口研究中仍未形成较成熟的应用研究范式。因此，亟需创新人口研究新方法，探索大数据技术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适应数字时代社会风险新形势和社会治理新环境，从而在“中国之治”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拓展人口研究新领域。
第五，提高学科国际化水平，增强研究国际话语权。大国治理呼唤更具全球视野的中国人口研究。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中国之治”时代下的大国人口治理不再仅仅是单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是与全球治理形势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中国之治”时代下，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扩大人口研究相关领域国际交流和合作，主办国际性人口研究重大学术会议，加强对国内国际人口研究及人口治理舆论宣传，提升人口研究学者国际化学术素养。努力成为发挥国际塑造力作用的重要角色[28],积极参与全球性重大人口治理工作，全方位多层次提升中国人口研究国际化水平，以“人口之治”促进“中国之治”。
总体而言，在“中国之治”背景下，深刻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动态趋势，系统总结人口治理基本经验，准确定位人口研究历史方位，全面明晰人口研究条件支撑及其重要议题，从而努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五位一体”新型人口研究综合体系。这既为新时代人口治理提供了重要前提与基础条件，也将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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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章，在民族复兴与大国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站在“中国之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研究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需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如何构建更高水平与更契合时代发展的人口研究作为治理基础？本文认为，明晰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定位、支撑条件、重要议题是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推进人口治理的重要前提条件，构建适应“中国之治”的人口研究综合体系是推进人口研究学科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历史方位（一）“中国之治”的历史表征与时代内涵“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70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治理体系和大国治理道路[1]。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和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赋予了“中国之治”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了“中国之治”新篇章与新境界。人口研究是大国之治的一项重要基础。人口治理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推动人口均衡持续发展，确保人口经济社会协调运行及超前应对人口风险与问题的过程与机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挑战。人口治理是“中国之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治理内容。积极应对新时代人口新问题，妥善处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新矛盾，全面协调人口、经济、社会、技术等之间的新型关系，始终是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重大社会议题。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人口治理面临的新挑战，转变中国人口研究传统思路，构建新时代人口治理新体系，开拓新时期人口研究新格局，推动中国人口研究新进程，既是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发展新趋势，也是“中国之治”的现实要求。（二）中国人口转变的动态趋势和阶段特征回顾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把握人口转变阶段特征，是准确定位“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历史方位的前提条件。综合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70 年左右是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产生较大压力，马寅初于此期间提出“新人口论”[2]。从1970年左右至2000年是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转变关键阶段。此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2000年后是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鲜明特征的人口转变完成阶段，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保持低人口增长率的态势下，新时代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渐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根据联合国《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的有关数据，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将不断减少，老年抚养比最终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人口红利”进入下行通道。从2020—2050 年，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伴随着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020 年之后，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并预计于2035 年前后迈入超老龄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达到历史顶峰，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预计突破1亿规模，长寿社会终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形态[3]。在此期间人口负增长趋势开始显现。在保持当前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在2025—2030年间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且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便会持续加速[4]。与此同时，适婚人群的婚恋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结婚率将持续走低，低生育意愿逐渐常态化、稳定化。受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人口向超大城市持续集聚，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区域间人口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突出。综合来看，在“中国之治”的进程中，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口风险与治理挑战，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创新以往人口治理思路与治理理念。（三）新时代人口研究的定位与基本经验人口研究不同于人口学研究，人口研究以多学科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为基础、以现实关怀和理论创新为导向，具有跨学科、综合性、开放性、时代性的鲜明特点。在过去40多年，面对人口转变过程中重大的人口风险问题，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理念，秉承综合治理的人口发展原则，突出与时俱进的本土化人口方案是中国人口治理与人口研究最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以往一味人口规模管控到关注人口质量提升、从“一孩”政策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优化生育政策和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都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人口治理新思路和重大的人口战略转变。结合过去及未来共计100 多年间的中国人口转变阶段特征、动态发展趋势以及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人口治理基本经验，“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基本定位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定位，转变传统人口治理思维，直面重大社会治理问题，重构新时代中国人口治理与人口研究综合体系。二是思路定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理念，着眼动态思维、加强现实关怀和体现人文理念。三是功能定位，推动理论体系构建，预判未来治理风险，提供科学智库支持。二、“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究的条件支撑“中国之治”对新时代人口研究的条件支撑，也是对人口治理的重要支撑，从一个侧面昭示着新时代人口研究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一）基础研究夯实“中国之治”对基础研究形成了鲜明有力的支撑条件。基础研究是人口研究学科体系的源头，应用研究水平的提升和人口治理能力的增强需要更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构建新时代人口研究体系离不开长期积累型基础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但现实是仍存在理论建构滞后、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应用性研究方向模糊不清的后果[5]。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意味人口研究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人口学者需要系统加强与人口发展相关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研究议题的积累[6],全面夯实基础研究水平，以适应“中国之治”的新时代下人口研究发展需要。（二）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中国之治”对创新理论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中国人口研究理论发展在过去主要以学习西方为主。但中国作为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在人口治理中已经逐渐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收集了丰富人口研究数据和培养了坚实的人才队伍。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经济形态等方面独特的举国体制优势也为人口治理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他国的治理新路径。毋庸置疑，大国的人口问题根本性解决不可能完全求助于西方方案，必须提出本土化的人口治理新思路和新方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研究理论话语体系。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导向，也是大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之治”下的时代需求将会为不断创新与拓展适宜本土化的理论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支撑条件。（三）研究数据支撑“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需要更高质量、可开放、即时性数据的长期支持。近20多年来，社会科学数据的大量丰富对人口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支撑。除了国家的人口普查及相关政府部门开放的数据外，由高校或研究机构实施的微观调查数据逐渐丰富。其中包括侧重于老龄问题研究的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侧重于劳动力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代表的综合性调查等。但从现实来看，数据开放存在一定困难、统计调查口径差异较大，同时在人口大数据拓展、部门间信息共享及数据整合工作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在“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经济社会治理矛盾向纵深处发展，治理形势日渐趋于复杂化，面向现实的中国人口研究迫切需要更高质量与更加丰富的研究数据作为支撑。（四）跨学科通力协作人口学是关于人口的科学，以研究静态人口和动态人口特征为研究对象，探究出生、死亡、迁移及其人口变动过程的一门学科[7]。而人口研究则是对人口数量和其他变量关系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相互交叉渗透的科学理论方法为基础，以由人口因素引起的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健康等问题为研究取向[8]。“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人口研究将不局限于规范人口学中生育、死亡与流动等传统研究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医疗、技术等多领域不同学科实现相互融合，力争在研究取向上更具现实关怀，研究方法上具备多学科特点，研究问题上更具现实指导价值。（五）政产学研相结合未来30 年，我国在后小康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入了至为关键阶段，破解改革发展深层矛盾，面对转型期可能的社会重大风险问题及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艰巨性前所未有。在上述宏观背景下的智库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密不可分。继续完善和推动中国特色的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加快推进政产学研相结合，这对于预判和防范社会重大风险问题、推进人口问题科学决策、高效实施人口相关政策、合理优化人口决策机制和实现科研成果落地转换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中国之治”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人口研究新型智库建设势在必行。（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共振“中国之治”对人口研究和人口治理中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提出了现实的新要求。高效的人口研究顶层设计是人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集中体现，能够为基层人口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制度支撑。而基层的人口治理实践是顶层设计的智慧来源与政策落地实施关键。面对的人口治理形势愈严峻，也就愈加需要深入基层治理实践，把握基层治理的现实新需求。只有顶层人口研究设计充分呼应基层人口治理实践，形成“顶层”与“基层”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才能切实提高中国人口研究能力与人口治理水平。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需要着力加强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使人口研究更接地气、更贴近现实，从而推动人口研究与人口治理的顶层设计向合理高效方向发展。三、“中国之治”与新时代人口研究重要议题“中国之治”下的人口研究重要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人口与健康、家庭形态转变、人口与技术五个方面。（一）经济可持续增长协调人口经济社会关系，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进程的首要议题。新时代人口动态转变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首要议题是由劳动力人口减少所引发的人口红利的走向研究。在人口负增长渐行渐近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背景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不仅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学者相继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说”[9]、“人才红利说”[10]；但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对于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要素研究仍需结合新时代的国情系统开展探究。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议题是人口老龄化对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的影响研究。现有育儿成本较高和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即使在假设经济需求是可协调的前提下，社会抚养负担构成的变化也会导致少儿抚育和老年照料负担成本进一步增加。抚育成本的增加不仅给家庭造成更大压力，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养老金制度而言也存在收支失衡的风险，且由于制度设计与人口流动共同作用，养老金收支也面临着不同区域与省际之间失衡的风险。（二）新型城镇化优化人口活动与空间分布，增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社会融合，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高质量的健康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是“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的重要议题。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还面临着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东部与西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空间失衡[11]。而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人才成为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新型动力。而人才在逐渐向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聚集，这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发展水平不平衡。二是社会融合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中国之治”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老人、流动儿童三类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此外，社会信任机制发生转移，更广义上的社会融合问题还涉及社会整合问题。三是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在快速的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已经开始呈现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双重老化的局面，空心化态势明显[12]。面对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现实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到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城乡在医疗保险、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融合发展都面临着现实新挑战。（三）人口与健康人口健康是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直接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之治时代，该议题下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健康老龄化、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及健康不平等方面。过去20多年来老龄健康研究进展迅速，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老龄健康政策、老龄健康理论、长期照护、社会参与、医养结合、临终关怀等方面[13][14]。学界对老龄健康内涵本身也逐渐经历了从生物性到社会性、结果性到过程性、个体性到结构性认识的转变。在“中国之治”背景下，结合健康老龄化与全生命周期等最新理论进展全力推进新时代老龄健康研究仍然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健康不平等是社会学与人口学传统交叉研究领域。在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比如有学者通过对不同流动人口健康差异的系统探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近些年来，生命历程视角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有研究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发现早年不幸经历对成年后的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15]，同时也发现了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相对于男性都处于健康劣势[16]。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体现。“中国之治”时代下仍亟需缩小不同年龄、性别、地区等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在近期的疫情应对中，中国的抗疫举措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但是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也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等方面问题[17]，其中尤其是没有全面考虑到人口要素对该体系的重要影响。当前的人口转变实质上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流行病动力学[18]，面向21 世纪的国家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补齐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中人口要素的研究短板。（四）家庭形态转变关注家庭功能与结构转变，动态转换治理思路，促进家国协调。在“中国之治”时代背景下，家庭形态转变作为人口研究的重要议题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内容。家庭生育支持体系研究。持续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负增长趋势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学界从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二孩生育意愿、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幼儿托育服务等不同方面开展研究[19][20][21]。但相对于长久以来一直稳定于低生育率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能否发挥文化与制度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世情的家庭生育支持体系，最终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短期而言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关乎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逐渐被社会养老所替代[22]。但对于弱势老年人而言，仍面临着家庭养老能力不足和社会化养老资源可及性的双重困境。农村的研究发现目前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面临着社会化养老起步晚、养老投入欠账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问题[23]。失独家庭研究表明失独老人不仅承受丧子之痛,而且在医疗、养老、社会融入等方面也面临困境[24]。同时，随着高龄、空巢及失能老人日益增多,老年群体需求日益多元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着与新形势下社会及家庭养老需求不相适应的地方[25]。通过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弥补家庭养老功能不足，不仅与老年人口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而且是推动老龄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内容。（五）人口与技术人口与技术关系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人口研究领域之一，该领域最鲜明的特点是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领域交融发展。在中国之治时代，该议题下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技术变迁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于人口增长。后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与工业化的进程人类逐渐摆脱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英国率先在工业革命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26]。卡斯特承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认为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工业社会中的机器作为最先进生产力技术的地位，新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变革，从而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信息社会[27]。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技术力量愈加凸显，传统人口与资源关系正在被技术所改变，这亟需在新时代背景下审视技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关系。智慧养老与信息社会公平问题。信息化和老龄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物联网、智能设备、云数据平台等技术有望在失能老人照护、居家养老、老年健康管理进行广泛应用。智慧养老的发展被认为可以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水平，并在促进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力。但同时，在信息社会的建设中，老年人由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下降，在入网能力和数字接入方面比其他群体都更低。老年人可能会因为数字鸿沟而成为信息社会的“数字难民”。这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信息获得与网络参与，而且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大数据技术与人口研究方法拓展。传统人口学方法擅长于对死亡和生育问题的研究，但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风险社会治理时，传统研究方法可能略显乏力。在近期的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运用于人口迁徙轨迹分析、潜在疫情风险定位、社会舆论心态监测等方面。在数据获取方面具有传统人口数据不具备的即时性、便捷性优点，为人口治理提供了精细与智能化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了对疫情的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这为人口研究方法拓展提供新的可能发展路径。四、“中国之治”背景下人口研究使命思考着力推进人口科学发展，从人口治理理念、新型智库建设、基层实践创新、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化水平提升五个方面着手，努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五位一体”新型人口研究综合体系。第一，创新人口治理理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人口理论研究，创新人口治理理念,充分发挥人口理论与人口治理思维前瞻指导性作用，以人口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之治”进程下对人口研究的理论体系创新有着更高的要求。一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直面重大社会治理问题，在对中国国情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和对人口发展规律深刻洞悉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本土化人口理论体系。二是密切追踪国际前沿研究成果，关注全球重大社会治理问题，充分把握国际国内人口治理动态，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基础理论建设。三是重视人口理论在人口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性作用，加大对人口理论研究的人才、资金与学术资源的投入。第二，强化基层实践创新水平，综合提升人口治理能力。中国人口治理多样性决定了人口治理既要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顶层设计，也要具有活力的基层实践创新的支撑。强化基层实践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治理水平，首要在于运用制度优势，推进城乡基层人口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探索人口治理多元化新途径，创新人口治理新模式，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换为人口治理效能。其次在于理顺基层实践创新和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央与地方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优化基层与顶层研究的互动模式。与此同时，理顺人口治理多样性和综合提升人口治理能力，需要考虑到不同行动者、多元治理结构及差异化社会主体之间关系，在不断探索、调试、实践与反思中创新顶层设计理念与明确未来行动方向，完善基层治理路径机制。第三，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建设人口研究新型智库。以应用型基础研究为根基，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着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中国特色人口研究新型智库，以“人口之智”促进“中国之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重人口研究新型智库的发展定位，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乃至民间研究机构的多层次宽领域跨学科的新智库格局。转变传统人口研究智库的发展观念，坚持以公共利益为基准，直面现实社会问题，密切与基层实践联系，努力提升研究的理论水平、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着力完善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增强政策决策科学性，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第四，探索人口研究新方法，拓展人口研究新领域。在“中国之治”背景下，高质量强时效的人口数据资源获得的前提在于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口研究调查与分析方法作为支撑。因此，提升人口研究数据质量首要任务是通过整合公安部门、医疗卫生系统与教育部门等多部门数据，适时完善人口普查方法，提升人口普查的质量与水平，最大限度减少错报、漏报等问题。其次是着力整合研究机构科研院所相关人口资源数据，构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避免同时段重复调查与资源浪费，综合提高人口数据的管理效率与开发水平。最后，大数据技术在多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当前人口研究中仍未形成较成熟的应用研究范式。因此，亟需创新人口研究新方法，探索大数据技术在人口研究中的应用，适应数字时代社会风险新形势和社会治理新环境，从而在“中国之治”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拓展人口研究新领域。第五，提高学科国际化水平，增强研究国际话语权。大国治理呼唤更具全球视野的中国人口研究。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中国之治”时代下的大国人口治理不再仅仅是单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是与全球治理形势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中国之治”时代下，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扩大人口研究相关领域国际交流和合作，主办国际性人口研究重大学术会议，加强对国内国际人口研究及人口治理舆论宣传，提升人口研究学者国际化学术素养。努力成为发挥国际塑造力作用的重要角色[28],积极参与全球性重大人口治理工作，全方位多层次提升中国人口研究国际化水平，以“人口之治”促进“中国之治”。总体而言，在“中国之治”背景下，深刻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动态趋势，系统总结人口治理基本经验，准确定位人口研究历史方位，全面明晰人口研究条件支撑及其重要议题，从而努力构建起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新需求的“五位一体”新型人口研究综合体系。这既为新时代人口治理提供了重要前提与基础条件，也将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参考文献][1]肖江.中国之治大道之行(望海楼)[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10-31.[2]穆光宗.还原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思想的历史价值[J].人口与发展,2010(03).[3]陆杰华,汪斌.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06).[4]陆杰华.人口负增长时代:特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J].社会发展研究,2019(01).[5]叶文振,石红梅,陆洋.中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与挑战[J].人口研究,2009(06).[6]王广州.中国人口科学的定位与发展问题再认识[J].中国人口科学,2017(03).[7]曾毅.人口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人口研究,2009(05).[8]乔晓春.人口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中国的发展[J].人口与社会,2019(02).[9]蔡昉.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J].甘肃社会科学,2013(01).[10]铁瑛,张明志,陈榕景.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05).[11]刘秉镰,朱俊丰.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历程、问题与展望[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12]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自力养老及其限度——皖东T村经验引发的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13]向运华,王晓慧.国内老年健康的研究现状与反思——基于CNKI的文献计量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14]谢立黎,汪斌.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9(03).[15]石智雷,吴志明.早年不幸对健康不平等的长远影响:生命历程与双重累积劣势[J].社会学研究,2018(03).[16]郑莉,曾旭晖.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J].社会,2016(06).[17]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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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 网址: http://rk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00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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