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人口与经济现状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部内陆山区，下辖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等9个地市州，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少数民族数量繁多的省份。 截止到2016年末，贵州省全省常住人口为3555万人，同2015年末的3529.50万人相比增加了25.50万人，同比增长0.72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44.15%，比去年提高了2.14个百分点，而2011～2015年各年提升幅度分别为1.15、1.45、1.42、2.18和2.0个百分点，由此体现出贵州省的城镇化水平呈加速提升态势。*数据来源：2016年贵州省统计公报 贵州地貌属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2015年贵州省国土资源概况显示，贵州省土地总面积为1760.99万公顷，山地和丘陵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2.50%，平原较少。山地面积为1087.40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61.70%，丘陵面积为541.97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0.80%；山间平坝区132.30万公顷，仅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50%；另一方面，农用地面积为1476.47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3.84%；建设用地面积为67.4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83%；未利用地面积为217.05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2.33%。在农用地中，耕地面积仅为454.10万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25.79%。*数据来源：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由此可见，贵州省内能够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并不多。 2016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11734.43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增速高于全国(6.7%)3.8个百分点，此增速继2010年后连续6年居全国前三位。与此同时，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2016年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为1.58%，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加1846.54亿元，比上年增长6.0%；第二产业增加4636.74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加5251.15亿元，增长11.5%。从人均GDP来看，贵州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3127元，比上年增加3280元。 二、贵州人口研究学术史梳理 综合2000年以来人口学界对贵州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鉴于不同时期人口问题的特殊性，本文以201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了梳理与回顾：第一阶段，即2000～2010年，贵州省人口再生产逐渐由原始人口再生产向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化，此阶段我省的人口研究主要围绕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城市化及人口结构等问题展开；第二阶段，即2011年至今，贵州省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实现了向现代型的转变，而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流动人口与城镇化及农村贫困问题成为该阶段人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一)2000～2010年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此阶段目标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获得巨大提升，贵州省综合发展水平也取得较大进步。然而就该时期全国发展的局势看来，包括我省在内的诸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依旧突出。 杨宗贵(2001)最先分析了贵州省“五普”人口数据并列举了几个从中反映出的贵州人口面临的主要特征与问题：贵州人口数量控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人口增长速度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年型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降低总人口抚养负担，但社会就业压力剧增；人口总体素质有所提高，但较高层次文化程度人数不足；人口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下；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但对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潜在隐患必须超前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1]参考这位学者的观点，并针对每一特征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此阶段贵州省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大致分为五项。 1.人口规模过速增长 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人口数量变动能对经济发展起极大延缓或促进的作用。就贵州省情而言，人口增长过快，新增人口将消耗大量使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源，从而限制我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沈健(2004)认为当时贵州经济发展总体形势相当可观，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多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贵州人口基数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人均GDP在全国排位依旧落后。[2]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王瑾(2004)，在探讨贵州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与原因的过程中，也发现贵州人口数量的基数过大；另外，贵州的少数民族占1/3，而国家对其计划生育的政策又较为宽松，导致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幅过大。[3]91照这一形势发展，巨大的生育惯性或将造成贵州的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贵州是一个农业、民族大省，其农业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廖昌辉(2003)就这一事实提出，按贵州当时的生育政策，农业人口家庭第一孩是女孩可生育二孩，少数民族农业家庭可生育二孩，其生育政策的差异性将导致贵州的出生率居高不下。[4]15张小屏(2007)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由于贵州实行“一省三制”的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少数民族所允许的生育数量不同，这不仅决定了贵州农村人口出生量大、少数民族人口增速过快的局势愈演愈烈，还给社会进步、自然环境改善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甚至加深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5]112 人口规模过速增长所带来的危害可以从人口密度的层面体现。人口密度，即一定时间里单位土地面积上居住的人口数，反映一定土地面积上人口的稠密程度；常用的人口密度指标，以计算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表示，设人口密度为D，人口数为P，则D=P/km2。杨斌(2003)在研究贵州的人口密度问题时，把人口密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替换为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分别计算得到贵州的人口耕地密度、人口粮食产量密度和人口工业产值密度，从而得出贵州的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其实际承载能力，沉重的人口负担已严重妨碍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6]贵州人口密度层面存在的问题还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张美涛(2007)通过对2006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了解到：从人口生理密度看，我省每公顷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在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已超过其自然承载率；从人口经济密度看，贵州单位GDP所负担的人口数为1.74人/万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与全国水平差距较大；从人均经济占有量看，全省人均GDP为5750元，仅为同期全国人均水平15930元的36.1%，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5元，仅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55.38%，人均经济占有量低且贫困人口多；从出生人口量看，全国政策生育率为1.52，贵州政策生育率为1.74，贵州农村政策生育率为1.88，出生人口量较大且新出生人口主要在农村。[7]51 人口规模增速过快引发的社会问题还体现在劳动力人口就业压力剧增的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妇女生育水平得到控制，贵州省的人口年龄结构随之迈入“成年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增长，进而造成市场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即失业现象的发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效用就体现在物质生产资料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倘若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开发并利用这批劳动力资源，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或将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廖昌辉(2004)选取了2000年贵州省劳动力人口与就业人数等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全省3755万人口中存在近2000万农村劳动力，但按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无法安排这批劳动力全部实现就业。除去贵州农村需要的劳动力、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省内间流动与外流到省外的农民工，还有近500万劳动力人口失业。[8]申鹏(2002)也就失业现象指出，贵州省劳动力人口数量超过其社会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即劳动力人口总量超过其社会条件及扩展规模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出现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不能实现就业或充分就业，甚至频繁出现“五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的现象，不利于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加重了劳动力就业的难度，也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9]73王瑾(2004)认为贵州工业部门的就业规模过小与工资增长过快也是形成就业压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工业部门就业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5.5%，却因部门规模不足无法实现新增劳动力的吸收；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也不利于其就业量的扩充，原因是工资过高将使同等生产条件下就业人数绝对量减少，同时降低部门的未分配利润，又进一步使其规模的扩大再生产受阻。[3]92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推算，贵州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平均晚于全国十年。2009年，贵州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6.96%，但仍高于全国水平，尤其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生育水平反弹压力的产生不可避免。2010年贵州省已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就此形势，刘晓凯(2010)认为稳定和降低生育水平仍是贵州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首要任务。[10] 2.人口总体素质偏低 人口总体素质需要综合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两个层面共同考量，文化素质一般以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来表示，身体素质则体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和出生人口缺陷率两个方面。 从文化素质的层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五普”数据显示，各级文化程度人口的数量都较“四普”时期大幅度增长，意味着我省人口文化素质已取得大幅提升。虽然我省人口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与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相适应。李梅、肖勉之(2002)参考“五普”中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发现2000年较1990年虽同比下降11.68个百分点，但文盲依旧占总人口的13.03%，这种受教育状况必然为社会带来人的价值观念落后和劳动者素质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应对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必须把贵州省开发战略的重点转移至重视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方面的开发上去。[11]19 徐梅(2008)认为人口素质偏低是制约 “和谐贵州”构建的因素，并从人口素质的两个层面研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的原因。首先，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不但致使巨大的人口负担无法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而且不断强化低水平、粗放型的劳作方式，加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瓶颈；其次，贵州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省人口预期寿命仅为68.2岁，比全国的72岁低3.8岁；再次，贵州出生人口素质同样偏低，据2002年省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出生缺陷基本情况调查显示，贵州的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8.99‰，比全国的13.07 ‰高出5.92个千分点。[12]39张小屏(2007)也综合以上三点分析了造成贵州人口总体素质偏低的原因，一是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方面指出，或许由于贵州山区的特殊性和有限的医疗卫生条件，造成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低于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二是就贵州是全国出生缺陷高发省份的情况指出，出生缺陷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仅直接导致其家庭生产生活困难，而且由于政策允许出生缺陷的家庭再生一孩，使其成为造成全省人口数量增加的间接因素；最后从文化素质的方面指出，贵州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适应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且人力资源的城乡差别大，城乡文化素质呈“两极化”现象。[5]112 此外，廖昌辉(2003)、刘云川(2005)等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因结论大致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3.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 人口城市化指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使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重逐渐增加的人口变动过程。贵州省人口城市化水平长期处于低位，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申鹏(2002)认为贵州经济发展受城市化发展滞后牵制的表现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贵州农业人口比重大及素质低下，导致人口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人口素质较低的农村超生，素质较高的城市实行生育控制政策，造成贵州整体的人口素质呈下降趋势；三是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人口增长及耕地面积缩小又抑制农村收入的增长，从而造成贵州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维持低位水平。[9]74郑姝霞(2008)也对贵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城乡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某些政策制度同样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如“一省三制”的人口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贵州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口及职业在空间上的流动、迁移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必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日趋扩大。[13]32 除以上观点外，徐梅(2008)还提出了农村人口流动具备单一性的特征，并通过分析2005年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介绍这一特征，外出流动人口多为农村流出人口，且农村流出人口中大部分为青壮年劳动力，农村呈现出老人和儿童为主体的人口结构；但与此同时，流向农村的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口的数量较少，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治理，从而为城乡的协调发展带来巨大压力。[12]40程松涛、郑晶燕(2006)的研究主要关注贵州区域间人力资源的良性互动，认为贵州城乡差别的二元鸿沟至今未消、“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皆可看作是致使城乡一体化发展缓慢的关键要素。[14] 李梅(2002)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用于解释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资金、资源、人才等生产要素在高利润和好环境的吸引下，自发并源源不断由农村流向城市，而很少从城市向农村回流，形成要素单向流动的格局，从而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11]19 4.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 人口老龄化是一定时期内人口年龄构成内部比例关系变动的特定动态过程，表明人口年龄构成在向年老型转变，或在年老型基础上进一步演进。 据联合国确立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即可判断其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3年贵州省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59%；而据2005年贵州省1%人口抽样数据表明，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已达8.21%。由此看来，未来全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持续加快。杨军昌、李智环等学者(2005)站在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角度，将贵州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影响导致生育率下降，受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又导致人口急剧老龄化，从而使贵州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二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且差距扩大，该现象主要归因于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三是老龄人口文化素质较全国水平偏低；四是农村老人独居现象的突出，这将加重家庭与社会的养老负担。[15] 余显亚、杨军昌(2006)针对贵州省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老龄化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首先，贵州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低下，老年人因劳动能力下降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造成老年贫困现象的频繁出现；其次，老年抚养系数的升高，意味着被抚养人口的增多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人口的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开发十分不利；再次，由于老年人经济占有份额的减少，大量农村老年人的赡养无法得到子女支持，生活处境日渐恶化；最后，贵州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过低，许多偏远地区甚至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养老保障。[16]郑姝霞(2008)也指出贵州已进入年老型社会初期，未来贵州老年人口将维持较快的速度增长，还提出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和谐贵州”建设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年负担系数的提高和劳动力的短缺两个方面；另外，老龄化或将影响社会的需求结构，进而引起产业及产品结构的变化。总之，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使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17]对于抚养比偏高的问题，徐梅(2008)认为除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与0～14岁人口所占比重大是导致社会抚养比居高不下的原因外，劳动年龄人口中存在的部分过剩劳动力也将进一步强化整个社会的抚养比，进而对人口的代际和谐构成威胁。[12]39-40 综上所述，合理的年龄结构既可以避免非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而增加社会的供养负担，也可以避免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而增加社会的就业压力，最终有助于推动以不同年龄人口之间关系协调为核心的人与人的和谐。[18] 5.人口性别比失衡 人口性别比失衡也是贵州21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之一，学者们以往都从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成因入手研究这一趋势。张美涛(2007)通过对2000～2005年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发现1-5岁低龄组人口性别比都严重偏离正常值，另一方面还发现贵州出生婴儿性别比所遵循的特殊规律：一是多孩的性别比大于二孩性别比，二孩性别比大于一孩性别比；二是地区经济越落后，出生性别比越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三是农村出生性别比高于城市。[7]51郑姝霞(2008)认为，人口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内部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不同社会发育程度、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对不同生育现象的认知产生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多样的生育观念，这些观念会对出生婴儿性别比产生深厚的负面影响。[13]31-33黄娅、张敏等人(2008)还从经济学视角分析造成贵州出生人口性别比调的原因，认为影响和决定性别偏好的内在原因是“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即男孩效用对于女孩效用的相对优势，如男孩比女孩更可能为家庭提供劳动力，挣更多的钱，父母年老后更能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导致家庭生育男孩需求增加的原因还包括女孩的外部性特征，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女孩作为父母的家庭生育产品，成年后要出嫁到另一个家庭并为此家庭创造收入，而男孩创造的收入则保留在原家庭内部，不会出现外溢。[19] 廖昌辉(2007)则分别从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的视角研究性别比失衡问题：据2005年对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调查显示，黎平、从江等民族地区当年婴儿死亡中女婴死亡占70%以上，其中显然存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必将加重该地区未来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趋势；而据2005年全省人口计生年度统计，贵州农村流出人口530多万人，其中26.43%为已婚育龄妇女，这将给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也是造成政策外生育和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20]刘云川、王成仁(2005)认为性别比失衡比例逐年攀升的势头较快，若这一趋势无法及时得到遏制，将造成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1] (二)2011年至今 “十二五”期间，人口政策历经多次重大的战略性调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十三五”时期是贵州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此阶段，贵州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持低生育水平，应对老龄化危机，强化流动人口管理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1.低生育率与老龄化 伴随计划生育政策贯彻下总人口的低速增长，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开始缓慢上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省人口总数约为3474.65万人，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876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5.2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7.72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8.57%，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2.36万人，占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14.23%。[22]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 4.9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2.60个百分点。而从抚养比的视角考察，2003年贵州省总抚养比为50.33%，首次超过50%，并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2004～2012年同期，相较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区7.55个百分点，尤其是2007年的这一差值高达10.15个百分点。[2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贵州当前处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未富先老”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关于贵州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动老龄化的因素、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等方面。 (1)推动老龄化的因素 韦璞、武学丽(2013)从生育率降低、劳动力外流两个层面分析推动贵州人口老龄化的因素，生育率降低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少儿人口比重下降速度大大超过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速度，由此呈现出人口结构“底部老龄化”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贵州省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被发达地区吸引流向省外，造成贵州总人口分母的减少，从而间接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24]徐超然(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城镇化率与人口结构指标与老龄化最为相关，从城镇化率来看，贵州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城镇生活质量提高，使老年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而从人口结构指标来看，0～14岁人口比例降低、人口密度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及资源环境压力影响了人们的生育倾向，使其自愿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重了老龄化趋势。[25] 孙淑萍(2017)同样肯定了出生率和死亡率将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观点，但认为仅通过研究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分析老龄化问题太过宏观，因为其二者自身就由诸多间接因素决定。因此，应先从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两个较为宏观的方面出发，再从微观角度分析影响老龄化趋势的间接因素，如国内生产总值、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及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等。[26] (2)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张佳乐、李旭东(2014)认为贵州的老龄化人口具有地域性与经济性的特点，还从需求、产业及要素结构等层面分析老龄化对贵州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如促进消费，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卫生服务等相关服务业的消费； 消极影响则包括促使劳动效率、生产率的下降，为养老保障带来巨大困难，医疗费用相对增加及储蓄率下降等。[27]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杨红艳(2015)以此为视角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贵州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供给方面，老龄化削弱了市场中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使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就业形势产生影响；在需求方面，老龄化虽然会降低家庭收入水平而不利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在消费结构上促进了老年产业发展，从而对产业结构的类型调整产生影响。[28] 关于贵州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钟培元(2017)在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选取相关指标并采用回归分析进行考察，发现贵州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水平成负相关，以老年群体退休后收入降低会导致消费水平降低的观点解释这一趋势；另一方面，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则以婴幼儿无法创造财富，从而刺激家庭在孩子身上所产生的消费递增的观点说明。[29]林永胜(2016)还针对贵州省黔西县经济财富不够充裕的情况，提出老龄化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由养小为主变为养小与养老并重；二是劳动力结构趋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三是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加，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四是家庭及社会养老功能减弱，养老负担逐渐依赖于社会；五是老年人口社会服务压力加大，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30] 2.流动人口与城镇化 贵州是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口中的九成人口都来自农村，因此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化建设有直接联系，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潘一(2015)介绍了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所呈现的三大特点：一是中、小城市和县城是支撑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中坚力量；二是农村人口异地城镇化数量呈上升态势；三是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31]66当前，关于贵州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约城镇化的因素、人口流动以及城镇化建设不足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 (1)制约人口城镇化的因素 宋丹、卢勇(2011)认为制约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历史文化、教育水平等等。首先，贵州省山区面积占92.5%，城镇用地极为稀缺，地域空间限制了城镇的扩张，城镇发展成本增大；其次，城乡之间文化差距较大，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镇需要的时间较长，严重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再次，农村不具备流动所需的教育资源，从而影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中的发展，使城镇化的动力受到限制。[32]40-41王光召、李婷钰(2014)认为造成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水平的制约，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体现在贵州省农业无法提供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使人口难以脱离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体现在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镇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较少，工业占省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偏低。此外，他们还认为我国原有的户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人口户籍管理政策人为地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从而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33] (2)人口流动的社会影响 对于贵州省农村人口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宋丹、卢勇(2011)认为农村人口的流动以流出为主、省外为主、主要劳动力为主，将加大我省与沿海地区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另外，农村人口的流出还将导致留守儿童和新生代务工群体的问题出现，即农村呈现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体的人口结构，新生代务工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突出等等。[32]41而张昌拥(2013)认为人口流动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消极影响方面，他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似，例如流出人口多以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为主，这种趋势必然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不仅加重了农村老年人的负担，也影响了孩子的成长环境；此外，当人口流入地出现金融危机或产业升级时，这些农村流出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积极影响包括：大量的人口外流减轻了农村人口对耕地的压力，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社会的资本；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学得先进技术再返乡就业，将推动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由于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往往高于留守农民，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获得提高等。[34] (3)城镇化建设不足的社会影响 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率较低导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曾贤林(2012)认为贵州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此，并提出城镇化建设不足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规模过小使能够促进信息交流与技术创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和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聚集效应难以发挥；二是基础设施难以被有效地提供与利用，基础设施包括运输、通讯等设施，它们所具备的规模效益的特点决定了只有在人口和企业相对密集的大城市，才能被更好地提供与利用；三是小城市可能导致土地等资源的浪费，而大城市正是由于具备较高的聚集效应才获得较高的生产率。[35]潘一(2015)也将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产生的负面影响概括出几个方面，包括加剧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影响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31]66 3.农村贫困问题 对于长期以来制约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农村贫困现象，多年的扶贫工作虽取得显著成效，但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我省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对贵州省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将研究成果分为农村贫困的特征及原因两个方面。 (1)农村贫困的特征 黄海燕、王永平(2010)认为，现阶段贵州农村贫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速度缓慢、致贫返贫因素复杂，收入差距扩大、贫困群体弱势地位突出，贫困人口分布于脆弱生态区与民族区域等多个方面。[36]对于上述第四个特征，蒋志远(2016)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贵州省的贫困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并通过对2013年贵州省50多个扶贫重点开发县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如黔东南州，往往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较高；反过来，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毕节市，其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也较大。[37]王红岗、左朝刚(2003)从另一层面指出，作为全国省区中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农业省份，贵州农村特殊的贫困特征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区域贫困与结构性贫困并存，物质贫困与素质性贫困并存以及贫困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并存。[38] (2)农村贫困的原因 就贵州农村的贫困现状，越欣(2016)认为主要是由以下的几个原因造成：首先，贵州的喀斯特地貌中山地和丘陵所占的比重较大，使农业用地的规模、生产力与生产条件都受到极大限制；其次，贵州省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方式低下，难以保障生产农作物的产量；再次，教育资源的匮乏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农村和农业方面，较低的入学率也将降低农村人才的培养投入。[39]龙江、王晓东(2012)认为造成贵州省农村贫困的根源，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恶劣导致农业生产能力低下；自然灾害严重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农村教育的落后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较少，用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健康水准的投资更少；城镇中农村劳动力数量较少，大部分都选择留在农村务农，使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无法达到基本的小康水平；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使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受到金融方面的约束。[40]贺倩静、陈蕾(2014)从人口学视角分析贵州省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及其与农村贫困问题之间的关联：一是先天脆弱、易于失衡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导致各类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二是由于贵州省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主要地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占总经济损失的比重将超过一半；三是当地居民生态意识的薄弱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四是文化教育的错位产生出新一轮贫困群体并恶性循环。[41] 三、总结与研究展望 由于贵州人口问题特殊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我省2000年以来的人口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深度的层面上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就研究的广度而言，我省人口研究的相关文献在内容上并不全面，尤其是2010年以后的文章，对于新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方向，如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转变、户籍制度改革等，将其与人口问题结合的文献寥寥可数，体现出贵州人口研究缺乏必要的政策敏感性，不利于我省人口学科的良性发展。 而从研究的深度来看，对于人口学的几个重点研究领域虽均有涉及，但难以保证在其多元化的同时具备一定的侧重性，对某些热点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调研。例如，生育政策的变革不仅缓解了我省长期面临的生育率降低与老龄化形势严峻的问题，更促进了人口结构的全面转型，但对这一人口政策的变动及其后续影响进行研究的学者数量并不多；还有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当前我省人口研究较少涉及老年的健康方面，由此体现出社会对人文、民生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度，因此未来我省的人口研究应适当关注老年健康状况、养老保障体系等方面；另外，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我省的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趋势无论是在规模或增速上都发生巨大变化，而就此现象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献几乎找不到，由此看来，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或将成为贵州人口学者们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42] 综上所述，展望未来的贵州人口研究，生育政策变革的后续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等领域还需要深化研究，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性别歧视与性别平等、人口大数据及数据挖掘等方面则应当给予必要的科研投入，从而尽快赶上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发展进程。[43]总而言之，贵州人口研究需要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社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一、贵州人口与经济现状贵州省地处中国西部内陆山区，下辖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等9个地市州，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少数民族数量繁多的省份。截止到2016年末，贵州省全省常住人口为3555万人，同2015年末的3529.50万人相比增加了25.50万人，同比增长0.72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44.15%，比去年提高了2.14个百分点，而2011～2015年各年提升幅度分别为1.15、1.45、1.42、2.18和2.0个百分点，由此体现出贵州省的城镇化水平呈加速提升态势。*数据来源：2016年贵州省统计公报贵州地貌属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2015年贵州省国土资源概况显示，贵州省土地总面积为1760.99万公顷，山地和丘陵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2.50%，平原较少。山地面积为1087.40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61.70%，丘陵面积为541.97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0.80%；山间平坝区132.30万公顷，仅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50%；另一方面，农用地面积为1476.47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3.84%；建设用地面积为67.4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83%；未利用地面积为217.05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2.33%。在农用地中，耕地面积仅为454.10万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25.79%。*数据来源：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由此可见，贵州省内能够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并不多。2016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11734.43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增速高于全国(6.7%)3.8个百分点，此增速继2010年后连续6年居全国前三位。与此同时，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2016年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为1.58%，比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加1846.54亿元，比上年增长6.0%；第二产业增加4636.74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加5251.15亿元，增长11.5%。从人均GDP来看，贵州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33127元，比上年增加3280元。二、贵州人口研究学术史梳理综合2000年以来人口学界对贵州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鉴于不同时期人口问题的特殊性，本文以201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了梳理与回顾：第一阶段，即2000～2010年，贵州省人口再生产逐渐由原始人口再生产向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化，此阶段我省的人口研究主要围绕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城市化及人口结构等问题展开；第二阶段，即2011年至今，贵州省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实现了向现代型的转变，而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流动人口与城镇化及农村贫困问题成为该阶段人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一)2000～2010年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此阶段目标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获得巨大提升，贵州省综合发展水平也取得较大进步。然而就该时期全国发展的局势看来，包括我省在内的诸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依旧突出。杨宗贵(2001)最先分析了贵州省“五普”人口数据并列举了几个从中反映出的贵州人口面临的主要特征与问题：贵州人口数量控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人口增长速度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年型的人口年龄结构快速降低总人口抚养负担，但社会就业压力剧增；人口总体素质有所提高，但较高层次文化程度人数不足；人口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下；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但对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潜在隐患必须超前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1]参考这位学者的观点，并针对每一特征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此阶段贵州省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大致分为五项。1.人口规模过速增长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人口数量变动能对经济发展起极大延缓或促进的作用。就贵州省情而言，人口增长过快，新增人口将消耗大量使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源，从而限制我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沈健(2004)认为当时贵州经济发展总体形势相当可观，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多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贵州人口基数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人均GDP在全国排位依旧落后。[2]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王瑾(2004)，在探讨贵州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与原因的过程中，也发现贵州人口数量的基数过大；另外，贵州的少数民族占1/3，而国家对其计划生育的政策又较为宽松，导致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幅过大。[3]91照这一形势发展，巨大的生育惯性或将造成贵州的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是一个农业、民族大省，其农业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廖昌辉(2003)就这一事实提出，按贵州当时的生育政策，农业人口家庭第一孩是女孩可生育二孩，少数民族农业家庭可生育二孩，其生育政策的差异性将导致贵州的出生率居高不下。[4]15张小屏(2007)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由于贵州实行“一省三制”的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少数民族所允许的生育数量不同，这不仅决定了贵州农村人口出生量大、少数民族人口增速过快的局势愈演愈烈，还给社会进步、自然环境改善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甚至加深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5]112人口规模过速增长所带来的危害可以从人口密度的层面体现。人口密度，即一定时间里单位土地面积上居住的人口数，反映一定土地面积上人口的稠密程度；常用的人口密度指标，以计算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表示，设人口密度为D，人口数为P，则D=P/km2。杨斌(2003)在研究贵州的人口密度问题时，把人口密度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替换为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分别计算得到贵州的人口耕地密度、人口粮食产量密度和人口工业产值密度，从而得出贵州的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其实际承载能力，沉重的人口负担已严重妨碍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6]贵州人口密度层面存在的问题还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张美涛(2007)通过对2006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了解到：从人口生理密度看，我省每公顷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在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已超过其自然承载率；从人口经济密度看，贵州单位GDP所负担的人口数为1.74人/万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与全国水平差距较大；从人均经济占有量看，全省人均GDP为5750元，仅为同期全国人均水平15930元的36.1%，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5元，仅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55.38%，人均经济占有量低且贫困人口多；从出生人口量看，全国政策生育率为1.52，贵州政策生育率为1.74，贵州农村政策生育率为1.88，出生人口量较大且新出生人口主要在农村。[7]51人口规模增速过快引发的社会问题还体现在劳动力人口就业压力剧增的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妇女生育水平得到控制，贵州省的人口年龄结构随之迈入“成年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增长，进而造成市场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即失业现象的发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效用就体现在物质生产资料对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倘若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开发并利用这批劳动力资源，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或将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廖昌辉(2004)选取了2000年贵州省劳动力人口与就业人数等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全省3755万人口中存在近2000万农村劳动力，但按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无法安排这批劳动力全部实现就业。除去贵州农村需要的劳动力、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省内间流动与外流到省外的农民工，还有近500万劳动力人口失业。[8]申鹏(2002)也就失业现象指出，贵州省劳动力人口数量超过其社会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即劳动力人口总量超过其社会条件及扩展规模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出现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不能实现就业或充分就业，甚至频繁出现“五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的现象，不利于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由于人口规模过大，加重了劳动力就业的难度，也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9]73王瑾(2004)认为贵州工业部门的就业规模过小与工资增长过快也是形成就业压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工业部门就业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5.5%，却因部门规模不足无法实现新增劳动力的吸收；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也不利于其就业量的扩充，原因是工资过高将使同等生产条件下就业人数绝对量减少，同时降低部门的未分配利润，又进一步使其规模的扩大再生产受阻。[3]92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推算，贵州进入低生育水平的时间平均晚于全国十年。2009年，贵州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6.96%，但仍高于全国水平，尤其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生育水平反弹压力的产生不可避免。2010年贵州省已进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就此形势，刘晓凯(2010)认为稳定和降低生育水平仍是贵州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首要任务。[10]2.人口总体素质偏低人口总体素质需要综合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两个层面共同考量，文化素质一般以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来表示，身体素质则体现在平均预期寿命和出生人口缺陷率两个方面。从文化素质的层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五普”数据显示，各级文化程度人口的数量都较“四普”时期大幅度增长，意味着我省人口文化素质已取得大幅提升。虽然我省人口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与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相适应。李梅、肖勉之(2002)参考“五普”中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发现2000年较1990年虽同比下降11.68个百分点，但文盲依旧占总人口的13.03%，这种受教育状况必然为社会带来人的价值观念落后和劳动者素质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应对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必须把贵州省开发战略的重点转移至重视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方面的开发上去。[11]19徐梅(2008)认为人口素质偏低是制约 “和谐贵州”构建的因素，并从人口素质的两个层面研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的原因。首先，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不但致使巨大的人口负担无法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而且不断强化低水平、粗放型的劳作方式，加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瓶颈；其次，贵州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省人口预期寿命仅为68.2岁，比全国的72岁低3.8岁；再次，贵州出生人口素质同样偏低，据2002年省人口计生委组织的出生缺陷基本情况调查显示，贵州的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8.99‰，比全国的13.07 ‰高出5.92个千分点。[12]39张小屏(2007)也综合以上三点分析了造成贵州人口总体素质偏低的原因，一是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方面指出，或许由于贵州山区的特殊性和有限的医疗卫生条件，造成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低于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二是就贵州是全国出生缺陷高发省份的情况指出，出生缺陷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仅直接导致其家庭生产生活困难，而且由于政策允许出生缺陷的家庭再生一孩，使其成为造成全省人口数量增加的间接因素；最后从文化素质的方面指出，贵州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无法适应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且人力资源的城乡差别大，城乡文化素质呈“两极化”现象。[5]112此外，廖昌辉(2003)、刘云川(2005)等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因结论大致相同，在此不再赘述。3.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人口城市化指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使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比重逐渐增加的人口变动过程。贵州省人口城市化水平长期处于低位，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经济发展。申鹏(2002)认为贵州经济发展受城市化发展滞后牵制的表现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贵州农业人口比重大及素质低下，导致人口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人口素质较低的农村超生，素质较高的城市实行生育控制政策，造成贵州整体的人口素质呈下降趋势；三是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人口增长及耕地面积缩小又抑制农村收入的增长，从而造成贵州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维持低位水平。[9]74郑姝霞(2008)也对贵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城乡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某些政策制度同样会影响人口的发展，如“一省三制”的人口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贵州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口及职业在空间上的流动、迁移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必然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日趋扩大。[13]32除以上观点外，徐梅(2008)还提出了农村人口流动具备单一性的特征，并通过分析2005年1%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介绍这一特征，外出流动人口多为农村流出人口，且农村流出人口中大部分为青壮年劳动力，农村呈现出老人和儿童为主体的人口结构；但与此同时，流向农村的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口的数量较少，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治理，从而为城乡的协调发展带来巨大压力。[12]40程松涛、郑晶燕(2006)的研究主要关注贵州区域间人力资源的良性互动，认为贵州城乡差别的二元鸿沟至今未消、“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皆可看作是致使城乡一体化发展缓慢的关键要素。[14]李梅(2002)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用于解释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资金、资源、人才等生产要素在高利润和好环境的吸引下，自发并源源不断由农村流向城市，而很少从城市向农村回流，形成要素单向流动的格局，从而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11]194.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人口老龄化是一定时期内人口年龄构成内部比例关系变动的特定动态过程，表明人口年龄构成在向年老型转变，或在年老型基础上进一步演进。据联合国确立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即可判断其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3年贵州省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59%；而据2005年贵州省1%人口抽样数据表明，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已达8.21%。由此看来，未来全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持续加快。杨军昌、李智环等学者(2005)站在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角度，将贵州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影响导致生育率下降，受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又导致人口急剧老龄化，从而使贵州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二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且差距扩大，该现象主要归因于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三是老龄人口文化素质较全国水平偏低；四是农村老人独居现象的突出，这将加重家庭与社会的养老负担。[15]余显亚、杨军昌(2006)针对贵州省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老龄化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首先，贵州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收入低下，老年人因劳动能力下降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造成老年贫困现象的频繁出现；其次，老年抚养系数的升高，意味着被抚养人口的增多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人口的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开发十分不利；再次，由于老年人经济占有份额的减少，大量农村老年人的赡养无法得到子女支持，生活处境日渐恶化；最后，贵州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过低，许多偏远地区甚至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养老保障。[16]郑姝霞(2008)也指出贵州已进入年老型社会初期，未来贵州老年人口将维持较快的速度增长，还提出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和谐贵州”建设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年负担系数的提高和劳动力的短缺两个方面；另外，老龄化或将影响社会的需求结构，进而引起产业及产品结构的变化。总之，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使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17]对于抚养比偏高的问题，徐梅(2008)认为除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与0～14岁人口所占比重大是导致社会抚养比居高不下的原因外，劳动年龄人口中存在的部分过剩劳动力也将进一步强化整个社会的抚养比，进而对人口的代际和谐构成威胁。[12]39-40综上所述，合理的年龄结构既可以避免非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而增加社会的供养负担，也可以避免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而增加社会的就业压力，最终有助于推动以不同年龄人口之间关系协调为核心的人与人的和谐。[18]5.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性别比失衡也是贵州21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之一，学者们以往都从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成因入手研究这一趋势。张美涛(2007)通过对2000～2005年全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发现1-5岁低龄组人口性别比都严重偏离正常值，另一方面还发现贵州出生婴儿性别比所遵循的特殊规律：一是多孩的性别比大于二孩性别比，二孩性别比大于一孩性别比；二是地区经济越落后，出生性别比越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三是农村出生性别比高于城市。[7]51郑姝霞(2008)认为，人口性别结构是反映人口内部生态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不同社会发育程度、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对不同生育现象的认知产生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多样的生育观念，这些观念会对出生婴儿性别比产生深厚的负面影响。[13]31-33黄娅、张敏等人(2008)还从经济学视角分析造成贵州出生人口性别比调的原因，认为影响和决定性别偏好的内在原因是“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即男孩效用对于女孩效用的相对优势，如男孩比女孩更可能为家庭提供劳动力，挣更多的钱，父母年老后更能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导致家庭生育男孩需求增加的原因还包括女孩的外部性特征，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女孩作为父母的家庭生育产品，成年后要出嫁到另一个家庭并为此家庭创造收入，而男孩创造的收入则保留在原家庭内部，不会出现外溢。[19]廖昌辉(2007)则分别从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的视角研究性别比失衡问题：据2005年对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调查显示，黎平、从江等民族地区当年婴儿死亡中女婴死亡占70%以上，其中显然存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必将加重该地区未来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趋势；而据2005年全省人口计生年度统计，贵州农村流出人口530多万人，其中26.43%为已婚育龄妇女，这将给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也是造成政策外生育和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20]刘云川、王成仁(2005)认为性别比失衡比例逐年攀升的势头较快，若这一趋势无法及时得到遏制，将造成婚姻挤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1](二)2011年至今“十二五”期间，人口政策历经多次重大的战略性调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十三五”时期是贵州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此阶段，贵州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持低生育水平，应对老龄化危机，强化流动人口管理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1.低生育率与老龄化伴随计划生育政策贯彻下总人口的低速增长，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开始缓慢上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省人口总数约为3474.65万人，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876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5.2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7.72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8.57%，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42.36万人，占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14.23%。[22]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 4.9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2.60个百分点。而从抚养比的视角考察，2003年贵州省总抚养比为50.33%，首次超过50%，并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2004～2012年同期，相较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区7.55个百分点，尤其是2007年的这一差值高达10.15个百分点。[2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贵州当前处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未富先老”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关于贵州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推动老龄化的因素、老龄化的社会影响等方面。(1)推动老龄化的因素韦璞、武学丽(2013)从生育率降低、劳动力外流两个层面分析推动贵州人口老龄化的因素，生育率降低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少儿人口比重下降速度大大超过老年人口比重上升速度，由此呈现出人口结构“底部老龄化”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贵州省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被发达地区吸引流向省外，造成贵州总人口分母的减少，从而间接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24]徐超然(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城镇化率与人口结构指标与老龄化最为相关，从城镇化率来看，贵州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城镇生活质量提高，使老年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而从人口结构指标来看，0～14岁人口比例降低、人口密度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及资源环境压力影响了人们的生育倾向，使其自愿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重了老龄化趋势。[25]孙淑萍(2017)同样肯定了出生率和死亡率将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观点，但认为仅通过研究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分析老龄化问题太过宏观，因为其二者自身就由诸多间接因素决定。因此，应先从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两个较为宏观的方面出发，再从微观角度分析影响老龄化趋势的间接因素，如国内生产总值、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及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等。[26](2)老龄化的社会影响张佳乐、李旭东(2014)认为贵州的老龄化人口具有地域性与经济性的特点，还从需求、产业及要素结构等层面分析老龄化对贵州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如促进消费，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卫生服务等相关服务业的消费； 消极影响则包括促使劳动效率、生产率的下降，为养老保障带来巨大困难，医疗费用相对增加及储蓄率下降等。[27]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杨红艳(2015)以此为视角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贵州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供给方面，老龄化削弱了市场中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使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就业形势产生影响；在需求方面，老龄化虽然会降低家庭收入水平而不利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在消费结构上促进了老年产业发展，从而对产业结构的类型调整产生影响。[28]关于贵州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钟培元(2017)在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基础上，选取相关指标并采用回归分析进行考察，发现贵州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水平成负相关，以老年群体退休后收入降低会导致消费水平降低的观点解释这一趋势；另一方面，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则以婴幼儿无法创造财富，从而刺激家庭在孩子身上所产生的消费递增的观点说明。[29]林永胜(2016)还针对贵州省黔西县经济财富不够充裕的情况，提出老龄化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由养小为主变为养小与养老并重；二是劳动力结构趋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三是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加，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四是家庭及社会养老功能减弱，养老负担逐渐依赖于社会；五是老年人口社会服务压力加大，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30]2.流动人口与城镇化贵州是流动人口大省，流动人口中的九成人口都来自农村，因此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化建设有直接联系，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潘一(2015)介绍了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所呈现的三大特点：一是中、小城市和县城是支撑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中坚力量；二是农村人口异地城镇化数量呈上升态势；三是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31]66当前，关于贵州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约城镇化的因素、人口流动以及城镇化建设不足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1)制约人口城镇化的因素宋丹、卢勇(2011)认为制约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历史文化、教育水平等等。首先，贵州省山区面积占92.5%，城镇用地极为稀缺，地域空间限制了城镇的扩张，城镇发展成本增大；其次，城乡之间文化差距较大，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镇需要的时间较长，严重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再次，农村不具备流动所需的教育资源，从而影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中的发展，使城镇化的动力受到限制。[32]40-41王光召、李婷钰(2014)认为造成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水平的制约，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体现在贵州省农业无法提供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使人口难以脱离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体现在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镇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较少，工业占省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偏低。此外，他们还认为我国原有的户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人口户籍管理政策人为地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从而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33](2)人口流动的社会影响对于贵州省农村人口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宋丹、卢勇(2011)认为农村人口的流动以流出为主、省外为主、主要劳动力为主，将加大我省与沿海地区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另外，农村人口的流出还将导致留守儿童和新生代务工群体的问题出现，即农村呈现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体的人口结构，新生代务工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突出等等。[32]41而张昌拥(2013)认为人口流动对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消极影响方面，他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似，例如流出人口多以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为主，这种趋势必然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不仅加重了农村老年人的负担，也影响了孩子的成长环境；此外，当人口流入地出现金融危机或产业升级时，这些农村流出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积极影响包括：大量的人口外流减轻了农村人口对耕地的压力，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社会的资本；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学得先进技术再返乡就业，将推动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由于流出人口的收入水平往往高于留守农民，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获得提高等。[34](3)城镇化建设不足的社会影响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率较低导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曾贤林(2012)认为贵州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此，并提出城镇化建设不足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规模过小使能够促进信息交流与技术创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和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聚集效应难以发挥；二是基础设施难以被有效地提供与利用，基础设施包括运输、通讯等设施，它们所具备的规模效益的特点决定了只有在人口和企业相对密集的大城市，才能被更好地提供与利用；三是小城市可能导致土地等资源的浪费，而大城市正是由于具备较高的聚集效应才获得较高的生产率。[35]潘一(2015)也将贵州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产生的负面影响概括出几个方面，包括加剧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影响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发展。[31]663.农村贫困问题对于长期以来制约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农村贫困现象，多年的扶贫工作虽取得显著成效，但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我省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对贵州省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将研究成果分为农村贫困的特征及原因两个方面。(1)农村贫困的特征黄海燕、王永平(2010)认为，现阶段贵州农村贫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贫困人口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速度缓慢、致贫返贫因素复杂，收入差距扩大、贫困群体弱势地位突出，贫困人口分布于脆弱生态区与民族区域等多个方面。[36]对于上述第四个特征，蒋志远(2016)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贵州省的贫困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并通过对2013年贵州省50多个扶贫重点开发县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如黔东南州，往往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也较高；反过来，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毕节市，其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也较大。[37]王红岗、左朝刚(2003)从另一层面指出，作为全国省区中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农业省份，贵州农村特殊的贫困特征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区域贫困与结构性贫困并存，物质贫困与素质性贫困并存以及贫困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并存。[38](2)农村贫困的原因就贵州农村的贫困现状，越欣(2016)认为主要是由以下的几个原因造成：首先，贵州的喀斯特地貌中山地和丘陵所占的比重较大，使农业用地的规模、生产力与生产条件都受到极大限制；其次，贵州省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方式低下，难以保障生产农作物的产量；再次，教育资源的匮乏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农村和农业方面，较低的入学率也将降低农村人才的培养投入。[39]龙江、王晓东(2012)认为造成贵州省农村贫困的根源，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恶劣导致农业生产能力低下；自然灾害严重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农村教育的落后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较少，用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健康水准的投资更少；城镇中农村劳动力数量较少，大部分都选择留在农村务农，使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无法达到基本的小康水平；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使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受到金融方面的约束。[40]贺倩静、陈蕾(2014)从人口学视角分析贵州省自然灾害产生的原因及其与农村贫困问题之间的关联：一是先天脆弱、易于失衡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导致各类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二是由于贵州省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主要地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占总经济损失的比重将超过一半；三是当地居民生态意识的薄弱和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四是文化教育的错位产生出新一轮贫困群体并恶性循环。[41]三、总结与研究展望由于贵州人口问题特殊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我省2000年以来的人口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深度的层面上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就研究的广度而言，我省人口研究的相关文献在内容上并不全面，尤其是2010年以后的文章，对于新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方向，如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转变、户籍制度改革等，将其与人口问题结合的文献寥寥可数，体现出贵州人口研究缺乏必要的政策敏感性，不利于我省人口学科的良性发展。而从研究的深度来看，对于人口学的几个重点研究领域虽均有涉及，但难以保证在其多元化的同时具备一定的侧重性，对某些热点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调研。例如，生育政策的变革不仅缓解了我省长期面临的生育率降低与老龄化形势严峻的问题，更促进了人口结构的全面转型，但对这一人口政策的变动及其后续影响进行研究的学者数量并不多；还有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当前我省人口研究较少涉及老年的健康方面，由此体现出社会对人文、民生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度，因此未来我省的人口研究应适当关注老年健康状况、养老保障体系等方面；另外，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我省的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趋势无论是在规模或增速上都发生巨大变化，而就此现象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献几乎找不到，由此看来，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或将成为贵州人口学者们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42]综上所述，展望未来的贵州人口研究，生育政策变革的后续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等领域还需要深化研究，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性别歧视与性别平等、人口大数据及数据挖掘等方面则应当给予必要的科研投入，从而尽快赶上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发展进程。[43]总而言之，贵州人口研究需要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社会，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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