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承接“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节点。因此，人口结构转变—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红利衰减等关乎人口长期均衡及人口安全的议题，始终是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吸引着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了积极应对当前人口形势的新挑战，“十二五”期间，人口政策也在进行着积极的战略调整：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试点工作；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标志着户籍制度进入全面改革阶段；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新的人口形势进一步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与此同时，学界在应对新的经济形势下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生育水平、流动人口等问题时，对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社会与人口均衡发展，也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近年来，相关领域中涌现出了诸多优秀成果，推动人口学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整体而言，2015年中国人口学研究集中在生育行为和生育政策调整、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人口与经济等方面；对于健康、大城市人口调控、城镇化等领域也有聚焦性的关注。 生育专题的研究承继了以往的重点，包括生育政策、生育行为(意愿)和生育水平评估等。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进一步实行以及“普遍二孩”政策的放开，生育政策调整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1.生育政策 2015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个年份。因此，针对生育政策的探讨，更多是针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评估，进而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调整进行前期摸底。在生育政策效果的评估和讨论中，存在基本“符合预期”和“遇冷”两种观点，亦即：“单独二孩”申请量是否符合预期，目标人群是否可以确定，每年新增人口的总量如何评估等。 结合“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以及未来短期内中国生育水平发展趋势，支持的观点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总和生育率仍有回升的潜力，[1- 2]来自部分医院的统计数字也体现相似结论；[3]加上早婚早育的婚育观念、妇女生育水平以及时下宏观经济环境造成的地区差异，得出“生育危机”的结论还为时尚早。[4-5]相反的观点则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执行效果持质疑态度，认为政策调整并未带来出生人口大幅增长，只有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才能缓解潜在的人口风险。[6-7]人口发展相对于政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之高生育成本和低生育意愿，应尽快缩短“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的政策转变时间。[8-9]针对单独夫妇申请数、怀孕数的统计分析结果也表明：全国及各省在2014-2015年，申请数逐步下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现象；[10]在经济和人口“新常态”下，生育政策应根据当前国情和客观的人口规律适时进行调整，[11-12]实施“普遍二孩”是利国利民之举。[13] 同样，生育政策在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第一，计划生育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只调节数量忽视人口年龄结构，这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失衡。[14]而宏观人口模型不能客观反映出数据、模型以及样本采集方法等存在的矛盾和偏差，因此不适合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但采取仿真模型可以解决数据质量带来的问题，并对人口政策调整效果进行有效评估。[9、15]第二，生育政策需要反思的关键问题不在技术层面，需要从价值层面进行重构，[16]真正关注人文和观念层面的因素。尤其是出生性别比的矫正，更需要从转变男孩生育偏好着手。[17]结合国内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分析，当下生育政策调整思路存在偏差，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评估。[18] 2.生育意愿 对生育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实际影响。政策调整后二孩的生育意愿仍然较低，且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已成为常态；加之男性生育偏好，使得生育数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19]抽样数据也显示：全部人口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超过40%的单独育龄妇女倾向不生二孩。[20]中国目前意愿生育率在1.86左右，即使完全放开，2014-2020年的年增出生规模也不会超过324万。[21]此外，生育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呈现负向关联；[22]生育观念、性别选择等因素也与之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3.生育水平 生育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始终是学界探讨的核心问题，包括从技术层面探讨近期全国的生育率、评估政策带来的实际影响、生育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等。 在考虑人口漏报等因素的前提下，学者们通过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数据对近期生育率进行间接评估，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23]最高限度可以达到1.63-1.66之间。[2] 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同样是值得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外出务工和非农劳动对生育率降低有显著作用。[24]城镇化进程不仅对生育率存在直接影响，也存在空间外溢的效应，周边地区生育行为的模仿效应是生育率下降的基础。[25]尽管如此，人口流动及其选择性同样会给人口生育水平的估算带来偏差，这种偏差会高估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26] “十二五”时期，伴随着人口的低速增长，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7]到201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10%，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并将成为“十三五”时期最严峻的挑战之一。[27]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卫生医疗等具有深远影响，尤其在中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未富先老”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关于老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老年健康 对老年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观自评健康(Self-Rate-Health)、日常生活行动能力(ADL)、心理健康及认知能力等健康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如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情感需求以及婚姻家庭结构、居住安排、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对于老年健康的影响机理。对这些因素和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老年健康及保健方法。 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基本符合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28]其健康状况(自评健康，ADL)均受到自然属性、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生活习惯、[29-30]患病及损伤情况、心理状况的影响，并体现出个体异质性。ADL等指标表现越好的老人，死亡风险可以明显降低。[30]肌体健康可以降低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38%的死亡风险，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也可以显著降低其死亡风险。[29]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家庭支持对降低老年死亡风险有显著作用：婚姻有偶对于男性的保护作用明显，可以使之降低22%的死亡风险，[31]且对于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大于心理健康；[32]从居住安排来看，子女不同住会给老年人带来更大的死亡风险；[33]母亲健在对老年健康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8] 老年人失能现状也是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当前中国老年人失能率在10.48%-13.31%之间。[34]预计到21世纪中叶，失能老人规模将保持单调递增的态势，总体比重逐渐提高；与此同时，失能老人的分布情况存在地区、性别、年龄、城乡等差异，[35]东部地区高龄老年人失能率高于西部地区，城镇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女性老年人失能率高于男性。[36]这些差异的存在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讨论空间。 2.养老模式及老年照料 现阶段中国养老保障的主体主要有家庭和社会等实现形式。对于当前农村地区来讲，家庭养老仍居于主导地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并将逐步转变为社会养老。这个过程分三个阶段：2012-2021年以家庭养老为主并逐渐弱化；2022年左右成为转折点，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重；在2023-2050年，社会养老逐渐上升并居于主导。[37]基于抽样数据的研究结果也表明：90%的失能老人主要依靠家庭养老，社会化照料形式较少，照料形式也主要体现为城乡差异。[38]子女数目同样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照料情形，[38]并且由于社会化照料模式的单一，子女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年迈的父母。老年照料主要由女性承担，这对女性就业造成了负面影响：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照料责任会使其劳动参与率下降49.08%，农村女性则会降低28.1%。[39] 对于养老模式的探讨，更有助于提出模式转变的有效路径，使家庭和社会两个主体合理分担养老功能。 3.老年健康不平等 健康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反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社会生活满意度。肌体健康、心理健康及自评健康水平的改善，均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40]如前所述，老年健康具有显著的个体异质性，城乡、地区、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差异都会影响老年健康的状况，尤其会直接影响老年健康的不平等。 已有研究表明：老年健康不平等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一定的共性，[41-42]如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等等。[41]除共性之外，也存在着地区及个体层面的差异。针对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饮用水质量和卫生条件扩大了健康不平等，而家庭规模能够降低健康不平等的程度，性别、民族和政治参与情况也在局部地区有一定影响。[42] 4.老年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体现。总体上讲，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显著降低7%的死亡风险，值得提倡和鼓励。[43] 社会参与活动中，参与宗教活动和社会组织是主要的选择。出生队列、社会经济、受教育水平、肌体健康、社会参与等因素是影响老年人信教的重要因素。[44]2000-2010年间，中国老年人信教的比例维持在14%-17%之间，[45]有参与社会组织经历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不信教。宗教可以通过其价值规约、精神认同、成员互助等方式搭建信仰成员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因此，相对弱势的群体，如女性老年人、高龄老人、社会经济低且健康条件差者更倾向于通过宗教共同体来获得社会支持。[45]这也说明相关部门组织支持老年人社会活动，制定差异化养老服务政策的必要性。[44] 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模式、流动行为、流动的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 1.流动模式研究 一是关于空间聚集模式。根据“推拉理论”，经济发达、医疗卫生以及教育水平高的地区更易于吸引移民。从流动人口的分布和演化格局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跨省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中心；省内流动人口分布相对较为分散，跨省流动人口则更为集中。[46]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2000年，投资和第二产业产值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具有显著优势；到了2010年，投资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不再具有显著优势甚至呈现劣势，而第三产业占优的城市在吸纳流动人口方面更有吸引力，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的增速逐步减慢。[47] 二是关于年龄别及代际模式。研究发现，分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流入及流出地、区域及城市群等因素的流动人口年龄别模式存在很强的相似性，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迁移时长的年龄别模式存在明显差异。[48]基于类型学的研究则分析农民工家庭中存在的几种代际关系，如亲密型、远亲型、近疏型等几种类型。[49]尽管亲密型家庭仍然是农民工家庭中最普遍的关系类型，但已深刻的打上了城镇化和外出务工的烙印，这一经历也进一步凝聚了代际之间的感情。[50] 2.流动行为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聚集模式”影响甚大，但不同因素在不同社会情境之下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以房价负担表征的人口经济饱和度对人口流动具有门限效应，并且在2007年之后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51] 正是由于“推力”和“阻力”的存在，这30年间中国的流动人口不断徘徊于城乡之间。农村人外出务工决策体现的更多是一个家庭的决策行为；一旦外出，流动行为则更多体现为个体决策，既往流动经历对后续迁移决策可以发挥“累积效应”。[52]流动人口返乡的因素中主要是社会性因素，即回乡探亲，[52]经济因素反而居于其次，因此流动与留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范畴。由于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与家庭实现团聚。[53]因此，后续研究需要关注如何建立流动人口就业、生活等的制度保障，切实保障其权益。 3.流动的社会影响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体现的地区差异及年龄、性别特征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流入人口大量集中在东部地区，缓解了东部地区的老龄化形势；另一方面，流出人口大量来自西部地区，加重了当地老龄化态势。[54] 大量青年人口外出务工，也改变了以往的通婚模式。婚前流动显著地推迟了农村男女的初婚年龄，这对男性农民工影响更为突出并造成其在婚姻市场的不利地位。[55]不仅如此，流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通婚圈的拓展，既扩大了夫妇的年龄差，也增加了异质婚的发生率。[56] 人口流动对出生性别比也有显著影响。在2001-2013年，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9.4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卫生计生部门重点监控。[57] 4.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体现出一定的分层形态。其影响因素主要分为经济和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心理认同因素[58]以及流入地空间特征。 总体上看，社会融入感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局部上，显著“热点”区域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特征。[59]制度和结构性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层面；城—城流动的融入水平要高于乡—城流动的融入水平。[60]如何消解制度屏障，使流动人口充分融合，是摆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1.人口与经济关系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件，既是消费拉动者，也是生产者。[61]由于劳动力分布的空间异质性，[62]人口聚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呈现东中西递减态势，人口聚集与劳动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63]劳动力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正向相关，并带来了区域之间的不平等。[62] 人口结构的转变与劳动参与息息相关。随着经济转型和教育扩张，中国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根据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的工作生命表，男女性工作寿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的工作预期寿命均超过40岁，而女性则低于40岁。[64]受教育水平也影响了退休决策，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者实际退休年龄相对更晚，且女性尤为突出；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更有可能延长劳动参与预期时间。[65] 家庭的经济活动也会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城市家庭碳排放是一个有意思的分析视角。其中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居住面积，家庭规模及交通工具、空调使用等对家庭碳排放有重要影响，而家庭成员个体特征与之无显著关系。[66] 因此，与人口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个体、家庭及地区等多个层面，从系统的角度来权衡人口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整体影响。 2.城镇化 城镇化进程同时受到经济和制度等多重影响。一方面，产业结构、经济因素与人口聚集模式对城镇化过程产生了显著的异质性作用。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决定了城镇化发展潜力，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区位商同城镇率正相关，劳动力密度及工业污染指数则是城镇化的限制因素。[67]另一方面，制度化的不平等制约了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人员的社会融合。尽管城镇化改变了“农民”的身份，在经济收入层面也与“城里人”无异，但在制度性的社会保险、文化生活以及心理认同层面显著低于“城里人”。这种不平等会促使原有城乡间的老二元分割转变为城市内部不同人群的新二元分割，进而阻碍城镇化进程。[68]相关研究证明了这种新二元分割的存在，政府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69] 消除这种“新二元分割”并促进城乡人口的真正融合，首先需要从制度层面着手，打破制度上的壁垒，让城镇化的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终消除制度和心理的隔阂。 3.特大城市人口疏解 随着首都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功能不断扩展，产业经济发展的不合理，造成了“城市病”逐步恶化的趋势。首都人口膨胀是特大城市“城市病”的典型代表。北京的问题在于“人口—经济—社会”循环途径不顺畅，并由此导致人口流动性滞胀。[70]因此，准确定位城市功能，尊重市场机制对人口配置的合理调控，被认为是破解“城市病”的良策。[71] 1.大数据 大数据是近年来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在商业和学术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在人口学研究中，可以重构许多研究指标，解决传统人口分析中面临的长周期及空间信息分离的技术瓶颈。[72]中国人口大数据历史积累丰富，统计途径多元，但各个人口大数据系统之间缺乏基本信息的沟通和共享。在大数据系统建设和信息开发利用过程中，需要解决基础数据的标准化、动态管理、实时更新、历时数据及时保存归档等问题。[72]这样也可以尽早实现实时人口监测、预警模型和数据挖掘的工作要求。 2.生育分析技术 人口统计方法和技术是准确认识和分析人口现象的工具，一旦误用与滥用，将导致错误的结论，影响到人口学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肃性。[73] 遵循研究方法的使用规范，对未来生育率的准确估计至关重要。测量终身生育率有两种代表性的估计方法：初育年龄终身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利用前者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在正向预测未来生育率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尽管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较高比例的育龄妇女使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生育期的妇女开始，人口内在增长水平就已经为负并持续下降。[74]因此，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应该关注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也应关注未来人口结构。 3.预期寿命和死亡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预期寿命和死亡风险也体现出差异化发展，这些差异体现为性别、城乡、户籍、婴儿死亡漏报等因素。 第一，从长期数据体现的趋势看，女性死亡率下降幅度、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幅度明显高于男性，这种优势在未来50年会持续显著。[75] 第二，中国男女性成年人预期寿命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外生损失寿命，并受到即时环境影响；城乡间差异来自于慢性衰老过程主导的内生期望寿命；中国与寿命领先国家的主要差距在于内生过程，但未来预期寿命增长将逐渐以内生过程为主导。[76] 第三，从户籍来看，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少儿人口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但非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死亡率显著低于户籍人口，男女劳动人口预期寿命较户籍人口分别高出0.27-0.36岁以及0.16岁。[77]这也体现出一定的流动选择性，即身体好的劳动者更容易外出务工。 婴儿死亡漏报对平均预期寿命有直接影响：如果死亡水平越低、漏报率越高，死亡婴儿漏报对平均预期寿命影响越大；西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平均预期寿命对婴儿死亡漏报更为敏感。[78] 1.人口健康 生活习惯对于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吸烟行为于己于人都有较大影响，因此控烟也被提上政策日程。研究发现，中国男性吸烟率在达到高峰之后已出现下降趋势；年长队列吸烟率高于年轻队列，并且吸烟率随着队列指标年轻化出现下降；吸烟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及其转变是造成中国人口吸烟模式队列差异的主要原因。[79] 2.婚姻与家庭 婚姻是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必将面临的重要人生事件，也会对个人生活、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个人初婚事件的发生，决定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因素。三者均对初婚事件的发生起到显著性作用：个体层面，教育起到了推迟效应；家庭层面，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越来越大，比较之下，父亲的影响逐渐式微；社会层面，区域间差异日益明显，但城乡之间的婚恋观念逐步趋同。[80]婚姻对于个体健康的作用体现为风险保护机制，历史数据也证明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81] 2000-2010年，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年各省核心家庭尽管占有最大比例，但较2000年均有所降低。北方核心家庭构成比例高于南方，南方省份的直系家庭和单人户比例高于北方。农村中，直系家庭比例高的省份集中于中西部，而南方省份的单人户高于北方。[82]家庭结构的转变也产生了诸多后果，最直接的是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妇女生育水平与家庭规模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83] 3.失独家庭 “失独家庭”在近年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学界关注。针对新闻媒体对失独家庭报道的负面倾向性，去“标签化”和“去特殊化”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84]学界也应当把失独家庭放到大的人口背景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政策也应当整合于社会救助体系中，给予其足够的政策、社会支持，实现生命意义的再认知。[84] 2015年的人口学研究，紧扣人口发展脉搏，在研究议题丰富、多元化的同时，又有鲜明的侧重点。 第一，保持了高度的政策敏感性，将人口发展形势与生育政策调整紧密结合，通过对“单独二孩”乃至“普遍二孩”政策的演变和回顾，关注当下及未来人口生育、发展的趋势，使人口学研究真正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政策决策。 第二，对于老龄化和老年健康的关注，一方面对人文、民生问题的重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如失独家庭关怀、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这也需要学者对此继续给予高度关注。 第三，注重研究方法与实际问题的结合，如使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流动人口聚集，队列方法分析生育率水平等。需注意，方法只是研究工具，要提防使用过程中的误用，杜绝滥用统计方法的现象，确保人口学科及研究健康发展。 总之，在“十二五”和“十三五”交接的2015年，在“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过渡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人口正经历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社会抚养比高与总和生育率低并存，这些潜在的人口风险都增加了经济下行的压力。毫无疑问，“普遍二孩”政策的施行，有助于缓解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及低生育水平，这对于消解老龄化压力，实现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助于城乡统筹发展，也有助于流动人口的融合和城镇化的良性运作，最重要的是有助于解决“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的压力，并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面对如此丰富的社会“素材”，人口学研究既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现实问题的严峻考验。只有不断提升学科科研水平，增强创新能力，吸收和学习其他学科优势的研究方法，才能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和人口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展望未来的人口学研究，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其后续影响、老龄化与老年健康、新型城镇化、家庭发展能力、人口大数据及数据挖掘等领域有可能成为人口学探讨、研究的重点。

文章来源：人口研究 网址: http://rk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0065.shtml

上一篇： 回顾与前瞻：2000年以来贵州人口研究学术史梳
下一篇： 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论文_肾衰宁胶囊联合替米沙坦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管内皮功能及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